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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文選翻譯] 文言文翻譯器在線轉換

    時間:2019-09-08 10:11:43 來源:佳訊范文網 本文已影響 佳訊范文網手機站

    宋史紀事本末·王安石變法》譯文

    宋仁宗嘉祐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宣召王安石擔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是臨川人,酷好讀書,會寫文章。曾鞏曾經拿王安石撰寫的文章給歐陽修看,歐陽修替他擴大聲譽。慶歷二年應試,選拔為進士第四名,授職淮南判官。原有制度規定:任期已滿,可以進獻文章請求就試館職。王安石偏偏不請求就試,調往鄞縣去當知縣。在縣內修筑堤堰,開挖池塘,興辦水利交通事業。青黃不接時又借給百姓官倉糧谷,秋后連本帶利償還,使新糧舊米得到調換,縣民對此感到很便利。不久轉往舒州做通判。文彥博舉薦王安石淡于名利權位,請求破格提升他,用來矯正奔走鉆營的官場歪風。朝廷宣召他就試館職,王安石卻拒不前往。歐陽修舉薦他出任諫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邁為理由加以推辭。歐陽修認為王安石需要取得官俸侍養祖母,又向朝廷進言,委任他為群牧判官,王安石又予以推辭,懇求補任還空缺的地方官職,于是出知常州,轉任提點江東刑獄。他和周敦頤不期相遇,日夜交談不中斷。王安石回到任所精密思考,竟至廢寢忘食。起初,朝廷召任館職的命令多次下達,王安石總是辭謝不就職,士大夫都認為他無意世事,很遺憾不曾見過他一面。朝廷常想授予他令人羨慕的官職,只擔心他不上任。到這時就任度支判官,聞知此訊的人沒有不高興的。王安石在按自己的意圖行事方面很堅決,于是上奏《萬言書》,主要以為:“如今天下財力一天比一天困乏拮據,社會風氣一天比一天衰頹敗落,病根在于不曉得法令制度,不效仿先王施政綱領的緣故呀!效仿先王施政綱領的關鍵在于取法它的精神實質而已。取法它的精神實質,那我所要進行的更改變革不至于使天下人的耳目為之震驚,使全社會的輿論為之大嘩,就本來已經符合先王的施政綱領了。依據天下的民力,來創造天下的財富,抽取天下的財富,來供應國家的用項。自古天下大治的時代,未曾把財力不足當成問題的,成問題的是,理財沒有行之有效的措施罷了。各級官吏的才干智慧已經不足以使用,而民間也缺少可以任用的良才,陛下對國家的依托,疆土的守護,怎么能夠始終認為上天會永久保佑,而不會發生意外的憂患呢!但愿陛下洞察因循守舊的危害,明確詔命大臣,徐圖改進,以期適合現實的變化。臣下我這套主張,是一般人講不出來而議政者又認為是不切實際的老掉牙的東西。”宋仁宗看過奏疏,就擱在一邊了。呂祖謙說:“王安石變法的底蘊,也在這封萬言書中大致顯現出來了。只是他的理論主張在嘉祐時期未被采用,到熙寧年間又全被

    采用了。看來世道變化的機緣,是有某種固定安排的。”

    宋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五日,任命王安石當江寧知府。在英宗繼位后的整個期間內,王安石雖經宣召卻一直不曾起身就職。

    宋神宗熙寧元年夏季四月二十四日,王安石才首次來到京師,這時照接到翰林學士的任命已經超過七個月了。冬季十一月,朝廷舉行祭祀天地的大禮。宰相等人因為黃河北部連遭旱災,國家用度不足,請求南郊祭天后別再照例賞賜金錢絹帛了。詔命眾學士討論。司馬光說:“賑濟災荒,節省開支,應當從中樞部門做起。可以采納這種提議。”王安石說:“唐朝常袞辭讓御膳慰勞和宰相封邑,當時人都認為常袞既然知道自己知道力不勝任,就應該主動辭去高官顯位,不應當僅僅辭退厚祿。況且國家用度不足,是因為沒有找到善于理財者的緣故啊!”司馬光說:“所謂善于理財的人,不過是按人頭計數征稅,用畚箕斂取谷物罷了。”王安石說:“不對。善于理財的人,不增加賦稅也能使國家用度充足。”司馬光說:“天下哪有這種道理!天地所出產的財貨物品,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善于理財的人設法掠奪百姓,由此造成的危害比增加賦稅還嚴重。這純屬桑弘羊蒙騙漢武帝的論調。司馬遷把這寫在《史記》上,正用來表現他的愚蠢罷了。”雙方爭論不休。宋神宗表態說:“我的看法和司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批準這樣做來答復宰相等人。”正趕上由王安石起草這道詔書,就引述常袞的事例來責難兩府,兩府不敢對答爭辯。

    熙寧二年春季二月初三,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最初,宋神宗準備起用王安石,曾公亮大力加以推薦。唐介則說王安石難當大任。宋神宗問道:“是文章學問方面不能勝任呢?還是經典理論方面不能勝任呢?或者是處理政事方面不能勝任呢?”唐介回答說:“王安石好學但拘泥古訓,所以論事迂腐空闊。如果讓他執政,一定會有很多變更。”唐介退朝后對曾公亮說:“王安石果真被重用,天下必定會困頓多事,各位應當心里明白這一點。”宋神宗又問侍讀孫固說:“王安石能不能起用為宰相?”孫固回答說:“王安石文章和道德修養都特別高,安置在侍從獻納這種職位上完全可以。宰相自有宰相的器度,可王安石性情耿介,心胸狹隘。一定要物色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都是最合適的人選。”宋神宗不以為然,終于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并對他說:“朝臣都不真正了解你,認為你只通曉經典理論,不明白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王安石回答說:“通曉經術,正是用來處理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宋神宗緊接著問道:

    “你所籌劃的治國方案,把什么放在第一位?”王安石回答說:“衰世的社會風氣表現為:賢良的人不能夠推行仁德,奸惡的人卻能夠施展暴虐;低賤的人不能夠推行禮義,高貴的人卻能夠任意胡來。因此,矯正社會風氣,改立法令制度,正是當今所要迫切解決的頭等大事!”宋神宗深深贊同這種判斷。

    二十七日,討論改行新法。王安石提議:“西周設置泉府這一機構,通過專賣來抑制兼并,周濟貧乏,調節和流通天下的財富。后世只有桑弘羊、劉晏的所作所為,才大致符合古代的用意。一般讀書人不能推究闡明先王采取這種措施的用意,反而認為君主不應與百姓爭奪財利。如今要理財,就該修明泉府的成規,用來收回財利的支配權。”宋神宗采納了這條提議。王安石又指出:“人才難得又難全面了解。現下讓十個人理財,其中難免會有一兩個人辦錯事,隨之攻擊的言論就乘機掀起。堯和眾大臣共同選派一個人——鯀去治水,尚且不能避免失敗這種事,何況如今所選擇使用的并不是一個人,哪里能夠保證不出錯?關鍵應當權衡利弊的大小,不被攻擊的言論所迷惑。”宋神宗說:“有一個人辦錯事就廢棄了所要干成的大事,這正是很少能夠干成大事的原因。”于是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責籌計國家財政,討論變革舊有的法令制度,來使天下財利得到流通,為此命令陳升之、王安石領導這項工作。

    起先,晉江人氏呂惠卿由真州推官任滿入京,與王安石討論經書的內容要旨,很多看法相一致,于是二人定下朋友關系。所以到這時王安石特向宋神宗推薦說:“呂惠卿的才干,即使前代的杰出儒士也不容易和他相比。研究先王的治國之道而能效法運用的,只有呂惠卿一人而已。”于是任命呂惠卿和蘇轍共同擔任檢詳文字一職。事無大小,王安石必定要和呂惠卿商議。凡是王安石所提出的建議、請求等奏章,大多出自呂惠卿的手筆。又委任章惇充任三司條例官,曾布充任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王安石凡有奏請而朝臣認為不妥善的,曾布一定要上疏逐條辨析,來堅定宋神宗的意向,使之一心信用王安石,并以此來威脅朝臣,使他們不敢再多嘴。由此王安石信任曾布,僅次于呂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各項措施,相繼出臺,總稱為新法,頒布施行于全國。

    王安石與劉恕關系密切,打算引薦安置為三司條例官。劉恕借口不熟悉錢糧事務加以辭謝,并且說:“天子正把國家大政托付給明公,就應弘揚堯舜的德政,來輔佐明主,不該把財利放在首位。”王安石說:“經書上講,利是用來應和義的,善于運用這

    條經訓,正是弘揚堯舜的德政”。當時圍繞新法展開論爭,朝廷眾位大臣的意見,多數都和王安石不一致,王安石諷刺說:“你們這些人成天干坐著不讀書啊!”趙抃反駁道:“你錯了。在皋陶和夔、后稷和契輔政的時候,有什么書可以讀呢?”王安石默不應答。

    思考題:

    1、試評本篇史料對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的總結。

    2、根據本文分析明初出現的各種土地問題

    3、《明實錄》鐵榜“鐵”在何處?

    《龔自珍全集·乙丙之際箸議第八》譯文

    夏朝既然已經衰敗,作用就是預先賦予商朝興起的機會,夏朝不就等于借給了商朝六百年天下嗎?商朝既然已經衰敗,作用就是預先賦予周朝興起的機會,商朝不就等于借給了周朝八百年天下嗎?沒有八百年不衰敗的一姓天下,一姓天下卻有萬億年不衰敗的改革之道。然而,十年就衰敗,五十年就衰敗,那都是因為拘守開國帝王制定的法令制度,畏懼守舊人物的指責非難,聽任自家天下隳壞,坐等奪取本朝天下的人來另行改革罷了。

    開國帝王制定的法令制度沒有不出漏洞的,守舊人物的指責非難沒有不被淘汰的,與其把天下送給取代者致使取代者強化改革,哪如自行改革?況且想我大清列祖列宗興起的原因,難道不就是革除前朝的弊政嗎?為什么眾多的王朝此興彼亡而不永遠專屬一姓呢?上天為什么一定就不長久喜歡一姓王朝的統治呢?鬼神為什么一定就不專久接受一姓王朝的供奉呢?振作呀,振作呀!將要敗亡就預先為取代者充當前事之師,又將要敗亡就預先又為取代者充當前事之師。《易經》上說:處于困境階段就要變通,變通就可以順達,順達就可以維持長久。這句話并不是為黃帝以來六七姓王朝作結論,而是為一姓王朝提出預先改革的勸告呀。

    第二段:所謂衰世,表現是形式像治世,言詞像治世,歌吟談笑都像治世。

    你看,絢麗的色彩被單調的黑白相雜代替,正如治世原初的征兆;動聽的音樂被忽高忽低的錯亂音符所消除,正如治世原初的無聲;道路長滿了雜草,田徑河堤都崩坍了,正如治世原初的平曠;人們全都心地糊涂,到處聽不到辨別是非的話,正如治世原初的百姓不談國事。

    在朝內,左側見不到能干的宰相,右邊見不到能干的秘書;在城外,也見不到能干的將軍;學校里沒有能干的讀書人,農村里沒有能干的老百姓,鋪子里見不到能干的工匠,街道上見不到能干的商人;而且,里弄里也沒有能干的小偷,市場上也沒有能干的市儈,叢林沼澤中也沒有能干的強盜。——就是說,此時不但君子少見,而且小人也少見。(韓案:朱先生此處把“才”全部

    譯作“能干”,非常機械不說,關鍵與“才”的本義“才能、天賦、聰明等等”相去甚遠,是需要注意的。)

    在那樣的世道里,如果有能干的讀書人或老百姓出現,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來,監視他們,束縛他們,甚至于殺害他們。

    殺害他們,不是用刀鋸,用水火,而是在形式上也加害,在言詞上也加害,在歌吟談笑上也加害。(韓案:此處的“戮”,朱先生先翻譯為“殺害”很不準確,“加害”稍好一些,其實,“戮”還有“羞辱”等意思,在這里甚至有“修理”、“壓制”的含義。另外,“文”在“文質彬彬”中理解為“形式”是可以的,但在這里,和把“名”理解為“言辭”一樣,都非常別扭。特別是“聲音笑貌”翻譯為“歌吟談笑”,完全是多此一舉。具體該怎樣翻譯,因為太費工夫,只好等以后有時間。)

    取得殺害的權力,既不用向君主請示,向長官請示,也不用在法場當眾布告。即使向君主和長官請示,他們也不肯但肩膀。(韓案:“司市”在《周禮·地官·司市》中確屬法場,“告”是否就是“請示”的意思呢?一時找不出答案,但感覺這里的翻譯很成問題,不合于上下語境,至少不夠貼切。)

    實行殺害的辦法,用不著觸及腰頸,只殺他們的心。殺他們會憂患的心,會憤怒的心,會思考的心,會干事的心,會發生廉恥的心,會消除雜念的心。(韓案:殺顯然不合適,我倒是覺得“壓制”、“摧殘”或者“戕害”更合適一些。)

    殺害心靈的時候,又不是干脆集中于一天,而是采取慢慢殺害的手段。或者花三年工夫殺害,或者花十年工夫殺害,或者花百年工夫殺害。(真覺得朱先生這里的翻譯笨笨的,還不準確。)

    能干的人預感自己將被殺害,那就會從早到晚呼號,追求太平。追求太平,卻無法得到,他們中間的叛逆者,便會從早到晚呼號,追求混亂。叛逆者,本來就是橫眉怒目,只考慮這個世道對自己帶來好處就行,能干不能干無法深究,因為他們以前那種無所事事已找到理由。(“治”譯為“太平”忽略了其中“秩序”的含義,翻譯相當混亂。)

    可是到了這種程度,人們出來看這樣的世道,離開亂世也畢竟沒有多少路程了

    續資治通鑒長編·陳靖奏請務農積谷》譯文

    宋太宗至道二年初秋七月二十二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疏陳奏說:“古代圣君賢王想讓百姓富庶、食物充足的計策,沒有比儲備糧食、發展農業更為重要的了。臣下我早年擔任計司判官時,每次蒙獲御前召對,都伏首聆聽過圣上的教誨,認為稼穡農耕,才是施政的根本。如果能夠鼓勵督課人們致力農業生產,從而安民濟眾,那么

    ,鹽鐵專營和酒類專賣這些措施,就全都成為次要的了。臣下我仔細審核天下的土地田畝,除江淮、浙西、隴蜀、河東等地外,其余地區面積遼闊,雖然加以鼓勵督課,但也未能迅速收到預期的經濟效果。何況強干弱枝的途徑,必須先使內地富足起來。可是現今京畿地區,四周環列二三十州,幅員數千里,而土地得到開墾的,才占十分之二三,賦稅征收上來的,還缺十分之五六。又有人隱匿住處而詐稱逃亡,或者放棄耕作而從事不正當的職業活動。詐稱逃亡的人越來越多,那么,田賦稅額就一天比一天減少,造成國家財政困難,隨之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就沒有不攤派征收的了。從事不正當職業活動的人越來越多,那么,土地效益就一年比一年降低,導致百姓食用不足,隨之偷盜搶劫、殺人造反的事情就沒有不四處發生的了。這樣下去,又怎么能夠實現居民康樂、風俗淳厚、社會秩序正常運轉呢?仰望圣上挑選一名看得深、想得遠的大臣,兼管大司農事,在中央加強領導。同時在郎吏中選拔一些才智通達精明又能安撫役使民眾的人充任副手,在各地執行具體任務。先從京師東部和西部選擇肥沃而未耕墾的土地,宣明朝廷鼓勵督課農業生產的政策。

    臣下我又曾奉命出使四方,深切觀察到民田破壞的嚴重情況。爛泥荒草望不到邊,肥田沃土白白荒廢。對此也曾加以詢問,很能得知其中的原因。過去詔書屢次下達,允許流民恢復本業,免除法定的租稅,放寬納賦的年限,但鄉里州縣之間,對他們攪擾得特別厲害。每戶人家歸返本業,就馬上下一道公帖讓他們自報來歷,早晨剛剛耕墾一星半點土地,晚上就被納入服役的簿籍。胥吏的敲詐勒索,也接踵而至。盡管獲準免交法定租稅,但實際上對流民死于饑餓窮困并沒有什么補益。況且百姓流亡遷徙,最初都是因為窮困,有的需要躲避私人債務,有的需要逃避公家稅收。人既逃亡,鄉里就斂取他們的財物,以至于草房家具,桑樹棗木,全都折算成價錢,鄉官用這些東西來繳納替官府催征的賦稅,有的被債主占有,用來抵償拖欠未還的債務。生活出路全都喪失了,回來連個去處都沒有,因此就四處飄蕩,斷絕了回鄉的念頭。邪心既已萌生,還有什么事情干不出來的呢?如果授予為臣我這項重任,那就仰望下詔,賜給閑散空曠的田地,大量招募不務正業的人群,誘使他們開荒,不規定賦稅。并允許把這些人口和田地在官府另立專冊登記,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處理。斟酌民力的大小多少,察驗農田的瘠薄肥沃,搭配授給他們,沒必要再三督課,好讓他們不感到厭倦。有關流民返業、按人丁授田等項瑣

    細的事務,一并取付大司農裁決。種田植桑之外,再督令增種雜樹、果木、蔬菜。授給桑田,要暗仿井田的格局;營造住房,要便于建立保伍制度。直至平常養生送死的用品,慶吊饋贈的禮物,都讓他們籌辦預備,并制定具體的條例貫徹執行。等到三、五年之內,生計有著落了,有家庭可以留戀,有田地可以眷念,就審計戶等確定征稅范圍,丈量田畝繳納官賦。把大司農新登記的戶口,拿來和三司的舊簿核對,然后正式列入國家戶籍。以上這些舉措,實在是鞏固國家根基、教化民眾的長遠策略啊!如果百姓財力不足,官府先借給緡錢,或用來購買口糧,或用來添置農具,凡屬這類借貸事務,都交給司農辦理。等到秋收,馬上就讓償還本息,依當時行市的價格折估成糧食,交納給官倉。官倉把這些糧食總數上報戶部。”

    宋太宗看過奏章,很高興,對宰相說:“我常想恢復古代的治國之道,革除現在的不良風氣,驅使百姓致力農耕,達到富庶。先后上書討論農田利弊的人太多了,有的只知道細枝末節而漏掉了根本對策,僅有空論而沒有實際用場。陳靖這道奏章非常通曉事理,可以采納施行。這正是我的本意。”因而召見面談,褒獎諭示,命令分條詳細奏聞。陳靖又遵旨上書說:

    “流民重返本業以及浮客請求授田的,委派農官勘核查驗之后授給田地,另立專門戶口,所在州縣無權攤派他們的勞役。他們當中有缺乏種糧耕牛的,讓司農用官錢借貸。百姓中納稅之外還有新開荒田愿意加入司農所立專門戶籍的,百姓中家有耕牛每年讓他交稅而愿意加入司農所立專門戶籍領授田地的,也都允許。田地區分為三等:把土質肥沃而又抗旱排澇的,定為上等田;把土質雖然肥沃但卻怕旱怕澇的,或者土質雖然瘠薄但卻抗旱排澇的,定為中等田;把土質瘠薄而又怕旱怕澇的,定為下等田。上等田每人授給一百畝,中等田就授給一百五十畝,下等田就授給二百畝。一律到五年后再收租稅,稅額也只按上田百畝計算,征收收獲量的十分之三。一家有三個壯勞力的,請求增加授田畝數,就按三人授給。有五個壯勞力的,依照家有三名壯勞力的規定辦;有七個壯勞力的,授給五個人的田地;有十個壯勞力的,授給七個人的田地;直到家有二十個、三十個壯勞力的,都以授給十個人的田地作為最高限額。如果寬鄉田地很多,就責成農官權衡情況收稅。關于宅基地和菜園以及栽種桑樹、棗樹、榆樹、柳樹的土地,每戶達到十個壯勞力的,授給一百五十畝;七個壯勞力的,一百畝;五個壯勞力的,七十畝;三個壯勞力的,五十畝。除去養蠶植桑五年后計收租稅外,

    其余的全都免納賦稅。命令常參官在幕職州縣中各自推薦一名自己所了解的能充任司農寺丞的人,分頭授任各州通判,專門主管農田方面的事務。又惟恐司農官屬分派到各州,州民頑劣已經時間很久了,不能信服,甚至會猖狂搗亂,事情難以辦成,所以仰望圣上準許為臣我帶領四五名官吏,在京師周圍寬鄉地區設法招徠離去的農人,等到規劃既已落實,四方游民必會都會成群結隊到來的,那時才可以全面推行開來。” 明儒學案·凡例》譯文

    從過去到現在關于理學方面的專著,前有周汝登的《圣學宗傳》,近有孫奇逢的《理學宗傳》。二書羅列各家學說很完備,但陶望齡在給焦竑的書信中說:“周汝登自己認為身居山麓江畔,見聞狹窄孤陋,曾經希望廣泛搜集書面資料和口頭資料,增補所遺漏的部分,不敢就說這本書已經是定型的著作了。”況且各個理學家自己有自己的宗旨,而周汝登持守發揮禪宗學說,攪和金銀銅鐵鑄成一器,這是周汝登本人的宗旨,不是各個理學家的宗旨啊。孫奇逢混雜收錄,不做進一步的審察區分,書中評判注解所涉及的地方,不一定就抓住了各家學說的要領,而他的所見所聞也如同周汝登一樣。研習者觀看我這本書,然后會知道周汝登、孫奇逢兩家的疏漏簡略。

    大抵某個人的學說具有宗旨,是這個人獨樹一幟的地方,也是研習者研習這些學說得以入門的地方。世界上的道理無窮無盡。如果不用一兩個基本概念來限定,怎么能統括那些無窮的道理而使它掌握在我手中!所以宣講個人學說卻無宗旨,即使具有獨到見解,也是一團沒有頭緒的亂絲呀。研習者不能抓住這些人學說的宗旨,即使閱讀他的著作,也像張騫首次來到大夏,摸不清月氏對西漢的真實意圖。我這部《明儒學案》,區分各家學說的宗旨,像拿燈照影一樣。杜牧曾說過:彈丸在方盤中滾動,橫著滾、斜著滾、轉著滾、直著滾,滾到哪里停住了,不能全部猜得到,但肯定可以知道的是,彈丸不能滾到方盤外面去。宗旨大概也像這樣罷了。

    我曾說過,明朝的文章和業績,都趕不上前代。唯獨在理學方面,都是前代所無法比擬的。細枝末節,全都辨別得清清楚楚,的確能闡發出先儒所未曾闡發出的東西。二程、朱熹排斥佛教,雖然說法很多,總是停留在表面上,對佛教中越貌似有理而越淆亂經義的那些理論,終究還是指不出來。明儒卻在最細微的地方,使佛教連逃遁的影子都沒有了。陶望齡也指出過:“如果拿見解來說,當代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很大范圍內有超過先儒的。”這與我的說法不謀而合。

    常常見到編

    輯先儒語錄的人,只是匯聚摘抄好多條,卻不知道什么叫作取舍的標準和用意。先儒們一身的思想宗旨不曾經透露出來,怎么能夠看出他們的學術總值呢?我這部《明儒學案》,全從先儒的全集中抽取要點、探求宗旨,未曾襲用前人的舊有專著。

    儒家學者做學問,和佛教禪宗五派一定要把本派分別上推到青源、南岳不同。孔夫子已經什么都學,周敦頤不靠傳授就使理學肇興,陸九淵沒有師承也自成一家。然而在此過程中,從二程到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經過數百年之后,還一直奉守本派創始人和集大成者所確立的宗旨。這決不是像佛教禪宗那樣附會源流才罷休。因而我這部《明儒學案》,依據傳授系統,分成各個學派。那些異學突起的人,以及不像異學突起者那樣顯光的人,統統列入諸儒學案。

    做學問的原則是:以各個人獨立探討確有所得為真學問。凡屬依傍或因襲他人,照樣子畫葫蘆的,不是隨大流的書呆子,就是抄繕經書的行業。我這部《明儒學案》所編列的,既有志向極端化的獨立見解,也有完全相反的觀點。研習者對于他們的不同之處,正應當注意加以理會,所謂本原相同而分支各異呀!用水知水,哪里算得上是學問?

    胡大時跟隨朱熹求學,朱熹讓他研讀《孟子》。有一天朱熹問胡大時:《孟子》中“至于心就偏偏沒有相同之處嗎?”這句話是指何而言?胡大時用“所見”二字解答。朱熹認為不對,并且批評他讀書粗心大意,不認真思考。胡大時下來后苦苦思考,因而得了病,朱熹這才告訴他。古人對于求學的人,不輕易傳授點撥達到這種地步,大概是想讓他自有所得呀。即便是佛教,也最忌諱道破真意了,一道破真意,人們就像拿光亮照黑影一樣做游戲了。我這部《明儒學案》,不免內容龐雜凌亂,研習者讀過后只是增加一些見識,不去研究原著,自有所得,那么我反而因為這部書而對天下后世犯下罪過了。

    本書搜羅很廣泛,但一個人所見所聞很有限,還有待于繼續訪求,即便是我曾經看到而又遺失的,如朱布衣的《語錄》、韓苑洛、南大吉、穆孔暉、范環諸人的文集,都不曾收采進來,海內肩負學術文化的傳播的重任的人,別舍不得指教我。這不是后學我一個人所能完成的事情啊!

    《日知錄·宋世風俗》

    君主治理國家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抑制浮華禁止攀比。宋代自仁宗即位,四十多年中,雖然所任用的官員有的不恰當,但風俗醇樸,祟尚正直。評論社會的學者稱道君子之風正在逐步增長。到神宗在位,王安石主持朝政,獎賞阿諛奉承的小人,排斥與己政見不同的人。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

    、王子韶等奸邪小人同時得到重用,而士大夫有“十鉆”說法。(鉆,選取必定能夠進入的含義。班固《答賓賦》:“商鞅用三方面主張游說秦孝公”。《鄧綰傳》:以稱頌王安石得以做官,對自己的同鄉說:“笑罵由你,好官必須我來做!”)謀求進身為官的人,乘機鉆營.到紹圣、熙寧年間,黨爭激烈,國事日非,風俗敗壞到無法挽救的地步。后代人只談農田、水利、青苗、保甲等法律對百姓的危害,而不知其變法改變人心與文人風氣對朝廷的危害。其變法對百姓的危害,可以很快糾正,而其對朝廷的危害,經歷數十百年,來勢強勁,再也難以糾正了。李愿中說:“自王安石主政人心敗壞,至今不能自我察覺,人只知謀取取私利而不知忠義,那么君主權勢越來越孤立。”這能夠說是知情者的評論。《詩經》說:“不要教猴子爬樹,不要把爛泥再涂在爛泥上。”使慶歷年間社會風俗敗壞到熙寧年間這種狀態,難道不是王安石教猴子爬樹的結果嗎?

    《東軒筆錄》記載:王安石主政,改革天下諸種事務,而老成持重的元老重臣,多有不同看法。王安石于是選拔任用新人,打破資歷,破格重用。因此一代政事,得以迅速推行。中書省、門下省等政府各部,朝野內外大權,無一不由新人掌握。(《石林燕語》:舊制,在京城任職的官員,很少用候補官員。熙寧初年,逐步取削根據官吏資歷決定升遷的方法,開始選拔舉薦候補官員,同時下令授予崇文院校書的職務,以備顧問和進一步提拔。兩年后取得皇上旨意,有的授予館閣職務,有的提拔出任正式官員,有的成為候補官員。當時尚書邢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身份,最早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右丞胡愈主持諫院,認為對邢恕提拔太快,因此請示皇帝,規定所選拔的官員如果未做過地方行政長官,或雖做過地方行政長官任期卻不滿的,不能選到中央做官。因此皇帝特別下令由宰相任命邢恕在京城附近地區試行代理知縣職務。近年不再采用這一制度,步入仕途不再經過由地方官到京宮的程序,可直接授予兩省及館閣大臣的職務。)到離京出任江寧知府,呂惠卿地位迅速上升,主持朝政,有后羿篡位的想法。而當時文人,見其被君主寵信,認為他能夠取代王安石,于是就依附了他,大興冤獄。不久王安石再次奉召入朝主政,鄧綰又背叛并且攻擊呂惠卿。呂惠卿自知難保,于是羅列王安石兄弟的過失上奏朝廷。皇帝將呂惠卿上奏密封,交給王安石。因此王安石在上表中提到:“忠誠不能夠取得信任,因此事事要表白自己;仁義不能夠戰勝奸人,因此人人與之為敵。”說的就是這件事。后來

    呂惠卿離京到毫州,王安石再任宰相,時當呂惠卿結黨營私之后,往日親信都離開了,而沒有離開的己不能信任,能信任的才華又不能擔任職務。當時只能與兒子王雱商議機密大政,王雱不久去世。王安石知道變法難以推行,因此百感交集,再次要求辭職,離京到金陵任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不到一年辭去節度使一職,一段時間以后,又任會靈觀使。該書(《東軒筆錄》)記載王安石事跡,最為確切。孔子說:“君子容易相處而難以說服”。《大戴禮》說,有這樣—個人,“面部表情和言辭聲調,使人感到很愉快”;他進退應酬,“很巧妙地就同別人結下了交情,既很容易依附別人,也很容易背叛別人。”考察王安石過去所信任使用的人,不僅敗壞文人風氣與民生,而且自己也沒有得到益處。(蘇轍彈劾呂惠卿,把他比做呂布、劉牢之)《尚書》說:“后來繼位的國王,不能堅持到底。做宰相的也不能堅持到底。做大臣的人,能不把人心風俗放在重要地位嗎?。。。。。。。。。。。。。。。。。。。。。。。

    《通志·總序》譯文

    各條河流流經地域不同,但必定匯聚到海洋,然后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脅;各國開辟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后邊區才去掉阻隔的苦惱。由此來看,會通的意義大極了!自從文字發明以來,著書立說的人雖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為是天生的圣人,所以才總括《詩經》、《尚書》、《禮》、《樂》而融會在一人手中,然后能夠整齊厘定天下的各種記載,貫穿二帝三王,而連接成一個系統,然后能夠徹底弄清古今的變化。因而他所創立的理論大放光輝,無論百代以上還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后,諸子百家興盛起來了,各自仿效《論語》用空洞的言詞撰寫著作。至于歷代的史實,卻無所記述和編排。直到漢武帝建元、元封之后,司馬談和司馬遷才出來寫史了。

    司馬遷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長著述創作,所以,能夠往上繼承領會孔子的意圖,會通《詩經》、《尚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的言論,貫通黃帝、堯、舜,一直到秦、漢時代,寫成一書,分為五種體裁:本紀用來記載年代,世家用來代代相傳,表格用來訂正歷法,書志用來排比史事,列傳用來記載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變他的這種寫史方法,搞學問的人不能拋開他的《史記》。《詩》、《書》、《禮》、《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以后,只有這部著作。所以說“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后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后繼承他們事業的人就在這里吧!”因此他自我標榜的地方已

    經不淺。然而大規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長期學識淵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書籍,然后才沒有遺憾。正當司馬遷的時候,私藏書籍的律令剛剛解除,搜求書籍的途徑尚未暢通,橫貫三千年的歷史典籍,卻局限在七八種參考書籍中,所值得司馬遷遺憾的,是廣博不夠。大凡寫作史書的人,即使采納前人的書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論。左氏是戰國楚國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傳》全都是楚人的言辭。公羊高,是戰國齊人,他所聽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傳》都是齊人的言論。現在司馬遷的《史記》全部采用的是舊有史文,中間有時也有方言,實在是由于選錄摘取未能詳細,下筆刪削匆忙的緣故,所以司馬遷說:“我不敢毀棄先人(司馬談)所說的話,于是記述往事,整理那時的家世,世人的傳記,而不是所謂的進行創作。”唐代劉知幾也譏笑司馬遷大量堆聚舊有的記載,有時也插入諸子百家不純正的言論。所值得司馬遷遺憾的,是典雅不夠。大致上開創基業的人難免要粗糙簡略,全都靠繼承這種志向的有志之士來為它彌補愈合。晉國的《乘》、楚國的《梼杌》、魯國的《春秋》,它們記載的內容都是春秋時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乘》和《梼杌》沒有使他們結局完美的人,所以這兩部書不能流傳于世。《春秋》前頭得到孔子的挽救,后頭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這部書與太陽、月亮一樣經久不衰。否則的話,《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題目,怎么能夠在社會上流傳!自從《春秋》以后,只有《史記》擁有寫作的規模;倒霉的是班固并不是這樣的人,于是喪失了會合變通的宗旨,司馬氏創立的通史途徑從此就衰落不振了。

    班固這個人,是講究表面華麗、不務實際的人,全然沒有作學術的本領,專門從事抄襲竊取。后漢章帝向他詢問制作禮儀、音樂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陽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們作為回答。倘若臣民都像這樣,那么詢問又有什么用呢?等到眾位儒生各有陳述,班固只是剽竊叔孫通的十二篇《漢儀》,來拼湊文字搪塞罷了。假如臣民都像這樣,那么奏議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漢章帝知道班固學識粗淺鄙陋,所以對竇憲說:“你喜歡班固而忽略崔骃,這好比姓葉的人喜歡假龍一樣。”班固在當時已有評價;像這樣的人才,打算用什么來著述呢?《史記》全書,功勞在于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樹有根本水有源頭;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譜牒等,把古今人物強行確立等級。而且說漢朝繼承堯的運數,自然應該上繼唐堯,并不是司馬遷寫作《史記》把漢朝放置在秦朝、項羽以后,

    這純粹是沒有根據的談論。由于班固截取漢朝寫為《漢書》,這樣就導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襲,古今之間成為間隔。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襲司馬遷《史記》的,他自己不感到慚愧;從漢昭帝到漢平帝,總共六朝,都是取資于賈逵、劉歆的著作,又不認為是恥辱。況且又有曹大家來結束全書,那么班固自己所書寫的幾乎太少了!經常出自班固胸中的內容,是《古今人表》罷了,其他人是沒有這種謬誤的。后代編修史書出自眾人之手,雜采各家之說;剽竊別人的文字,盜取別人的鐘卻掩上自己的耳朵,都是班固首開的先例。班固所干的事情就是這樣,后來作史的人趨附迎合班固斷代史體沒有空閑時間,怎么能測量出他的深淺!司馬遷與班固相比,好比龍和豬一樣,為什么各種史書都拋棄司馬遷的通史體裁而采用班固的斷代史體裁,劉知幾之類的人尊崇班固而貶抑司馬遷!況且善于學習司馬遷的人,沒有人趕得上班彪。班彪續寫司馬遷的《史記》,從漢武帝一直寫到東漢,想叫后人接續自己的著作,如同自己續寫司馬遷的著作;既沒有多余的史文,又沒有中斷頭緒,世世代代相互接承,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他繼承司馬遷的志向太好了,但他的書不能得以看到;所能夠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位帝王本紀的贊罷了。都在本紀以外,另外記載他所聽到的,可以說是深入太史公司馬遷學問的精微深奧之處了。凡是左氏《左傳》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對《春秋》經有新的見解;《史記》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實以外的事情,不是對事情進行褒貶;偶爾也有涉及到褒揚貶低的地方,都是褚少孫等人摻雜到里邊去的罷了。況且本紀、列傳之中,已經記載了善惡好壞,足以用來借鑒,何必在本紀列傳的后面另外在進行贊揚或貶低呢?這是儒生參加科舉考試所作的試卷,怎么能放在著述中呢?這大概不是司馬遷、班彪的本意。況且既然稱為贊,哪能有貶低的詞句呢?后代作史的人,有的叫做論,有的叫做序,有的叫做詮,有的叫做評,都效仿班固,臣下我不能不狠狠地批評班固了。司馬談有他的著作,而司馬遷能夠完成他父親的愿望;班彪有他的學業,而班固卻不能閱讀他父親的著作。班固作為班彪的兒子,既不能夠保護他自身,又不能夠傳播他父親的學業,還不能教育他的兒女,這樣做人,說值得天下人效法的方面在哪里呢!范曄、陳壽等人繼承他創立的斷代史體例,大多都是些輕狂顛薄沒有好的品行的人,因此很快招致罪過,整理修改而寫作出確鑿可信的史書在哪里呢!

    孔子說:“商朝沿襲夏朝

    的禮儀制度,廢除了哪些、增加了那些,現在可以通過考察而了解;周朝因襲商朝的禮儀制度,廢除了哪些、增加了哪些,也是可以知道的。”這是說相互繼承。自從班固按朝代劃分段落來寫作史書,不再有相互繼承的意思;即使有孔子一樣的智慧,也無法知道它增加或廢除了什么。融會貫通的方法,從此就丟失了!說到它們相同的地方,就是已有本紀而再作本紀,一位帝王就有幾個本紀;已有列傳卻再作列傳,一人竟有幾個列傳。天文,是千古不會改變的天象,可世世代代都寫作《天文志》;《洪范五行傳》,是劉向一人的著作,可世世代代都排列《五行傳》。像這些史志,哪能舉得盡繁雜瑣碎的文辭!談到它們的不同之處,那么前代稱王的人不列在后代稱王的人中,后面發生的事情不能接續前頭發生的事情;郡縣沿革各有各的界限范圍,卻不能清楚變遷的原委;禮樂制度自行變更,于是成為不同風俗地區的政令。像這些記載,哪能舉得完前后互不連貫?曹魏指吳國、蜀國為亂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偽,南朝政權稱北朝政權為索頭虜,北朝政權稱南朝政權為島中夷。《南齊書》稱梁朝軍隊為正義軍隊,用陰謀篡奪了蕭齊國家政權能夠說是符合道義嗎?《隋書》稱大唐軍隊為正義軍隊,討伐別人的國君能夠說是符合道義嗎?房玄齡總監各代史書,所以他的父親房彥謙享有美好的名聲;虞世南參與編修史書,所以他父親虞荔、叔父虞寄都立有美好的傳記。更厲害的是,讓夏桀的狗對著好人唐堯叫喚,叫喚是因為唐堯不是它的主人。《晉書》中袒護晉而容不下魏,凡是忠于曹魏政權的人,都被稱為叛臣,致使王凌、諸葛誕、毋丘儉等人在黃色土壤下滿懷冤屈;《南齊書》偏袒齊而容不下宋,凡是忠于劉宋政權的人,都被稱為叛逆的黨羽,致使袁粲、劉秉、沈攸之等人在九泉之下滿懷冤屈。唉!天上的太陽高高在上面照耀,怎么能夠這樣呢?像這樣的例子,歷代都曾有過。敗壞良好的風俗道義,沒有比這再大的了!司馬遷寫通史的方法既已丟失,班固斷代為史的弊端一天比一天加深了,從東漢到東晉及南朝各代,沒有一個人能感到這樣有什么不對。只有梁武帝對這種情況發出感嘆,于是命令吳均寫作《通史》,上起自于漢武帝太初年間,下結束于齊朝滅亡,書沒有寫成可吳均就死了。隋朝時楊素又上奏叫陸從典續寫司馬遷的《史記》,準備寫到隋朝,可惜書還沒寫成就被罷免了官職。難道上天吝惜這些史文而讓它們流傳嗎?還是寫作通史的人是不稱職的人而上天不保佑他們呢?從唐朝以后,有沒有覺得這種情況是不對的了,凡是拿筆寫史

    的人,都把《春秋》作為仿效的標準,專門從事贊揚或貶低工作。《春秋》以文字簡略表現大義,但如果沒有史傳來解釋,那么善惡好壞就難以辨明;史書已經文字詳細、事實清楚,善惡好壞已經彰明,不需要再進行稱美與諷惡。閱讀漢相蕭何、曹參做過的事情,哪能不知道他們忠貞善良;看到王莽、董卓的所作所為,哪能不知道他們兇惡悖逆。史書,是國家的重要文獻典籍,但擔當寫史職務的人,不懂在典章制度上留意,只是在言語上相互推崇,正好比管家的媳婦,不做早飯和晚飯,專門鼓動唇舌,即使獲得勝利,哪能使家庭富裕呢?這是臣下我深深感到恥辱的。

    江淹說過:“撰修紀傳體史書,沒有比志這部分更難的了。”這實在因為志是國家典章制度的寄托,不熟悉精通典章制度的人,根本就寫不了。它不像本紀和列傳,本紀只是按年代包納排比史事,列傳只是把史事歸并綴連在人物身上,因而儒學士子都能寫。唯有志難度大,其次沒有比表再難搞的了。所以范曄、陳壽這般人都能修本紀、列傳而不敢寫表寫志。志的本源來自《爾雅》,司馬遷稱之為書,班固稱之為志,蔡邕稱之為意,華嶠稱之為典,張勃稱之為錄,何法盛稱之為說。其他各史一律承襲班固,叫做“志”,又都是在泛泛而談上花筆墨,在具體事實上很簡略,不足以充分體現出《爾雅》的求實宗旨。如今臣下我總括天下的大學問,區分條列它們的宏綱細目,命名為略,共二十略,有關歷代的典章制度和學者的全部學問都在這里面了。其中有五略,是漢唐諸儒所聽說過的,其余十五略,就是漢唐諸儒所不曾聽說過的

    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初秋七月,秦王苻堅發布詔令,大舉進攻東晉,居民每平均十名壯丁派出一人當兵。良家子弟年齡在二十歲以下又有才能勇力的,一律拜授羽林郎。詔令中還說:“可以讓司馬昌明當尚書左仆射,謝安當吏部尚書,桓沖當侍中。從目前形勢看,滅晉班師已經為時不遠,可以先替他們營建宅第”。應詔前來報到的良家子弟多達三萬余名,于是委派秦州主簿趙盛之擔任少年都統。此時,朝中大臣都不愿意苻堅伐晉,唯獨慕容垂、姚萇以及良家子弟慫恿出兵。陽平公苻融向苻堅進諫說:“鮮卑和羌人,本來都是我們的仇敵,常想突然發生變亂,來實現復國的夙愿。他們所陳奏的計策謀劃,怎么能夠聽從呢?良家少年都是富饒子弟,不熟悉軍事,隨便說出阿諛奉承的言詞來迎合陛下您的心意。如今陛下聽信并且采用,輕率地就實施伐晉這樣的大事,臣下我恐怕大功既不會告成,還會帶來后患,到時候悔恨也來不及了。”苻堅拒不接受。

    月初二這一天,苻堅派遣陽平公苻融督率張蠔,慕容垂等部步兵、騎兵二十五萬作先鋒,任命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指揮益州、梁州各項軍務。苻堅對姚萇說:“過去我就是憑借龍驤將軍建立帝業的,這個職銜從未輕易授予過別人,愛卿你要奮勉啊!”左將軍竇沖插話道:“帝王決不能說玩笑話,這是不吉利的征兆啊!”苻堅默不做聲。

    慕容楷、慕容紹對慕容垂說:“秦主驕傲狂妄已經到了極點,叔父您建立復國大業,就在此行了!”慕容垂回答說:“對!除去你們,還能有誰與我完成這件大事呢!”

    初八這一天,苻堅兵發長安,全副武裝的步兵六十多萬,騎兵二十七萬,軍旗戰鼓連接相望,前后長達數千里。九月,苻堅駕到項城,涼州兵馬才剛剛到達咸陽,蜀漢軍隊正順長江往下游進發,幽冀兵馬抵達彭城,東西萬里,水陸并進,運糧船多達近萬艘。陽平公苻融率領的三十萬前鋒部隊,先期來到潁口。

    東晉朝廷下詔,命令尚書仆射謝石擔任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徐兗二州刺史謝玄擔任前鋒都督,會同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官兵共八萬人抵抗秦軍,派遣龍驤將軍胡彬率水軍五千援助壽陽。謝琰,是謝安的兒子。

    這時秦軍軍威大盛,建康城中震驚恐懼。謝玄入內向謝安詢問對策。謝安平靜得很,回答說:“已經另有詔旨。”隨后便一言不發了。謝玄不敢再問,于是讓張玄第二次請示。謝安就命令備馬驅車到城外別墅出游去,一時間親朋好友會聚一堂,謝安和謝玄下圍棋賭別墅。謝安棋藝平素低于謝玄,這天謝玄心中害怕秦兵壓境,就是不讓一個棋子也沒取勝。謝安隨后就去登山游賞,到夜晚才返回。桓沖深深憂慮京師的安危,派遣精兵銳卒三千人來保衛京師。謝安堅決不接納,回覆桓沖說:“朝廷部署已經確定,京城軍隊夠用,西部戰線應當留兵加強防衛。”桓沖對僚屬嘆息道:“謝安石有做宰相的器度,卻不精通當將帥的謀略。如今大敵馬上就要到來,卻還整天忙著游玩玄談,委派幾個沒見過世面的毛小子抵拒秦軍,兵力又少又弱,看來天下事結局如何已見分曉了,我們恐怕要當亡國奴了吧!”

    晉孝武帝任用司馬道子擔當錄尚書六條事這項要職。

    冬季十月,前秦陽平公苻融等人攻打壽陽,十八日占領該城,活捉了平虜將軍徐元喜等人。苻融任命手下參軍河南人氏郭褒當淮陽太守。慕容垂也攻克鄖城。胡彬聞知壽陽失陷,退兵保守硤石,苻融又來進攻。前秦衛將軍梁成等人率兵五萬駐扎在洛澗,在淮水上設置柵欄等障礙物來阻止東部晉軍主力。謝石、謝玄等人便在距離洛澗二十五里的地方安營,由于懼怕梁

    成,不敢挺進。胡彬糧草已盡,暗地派信使報告謝石等人說:“現在敵軍很強盛,我部糧草又斷絕了,恐怕不能再見到咱們的大部隊了。”秦軍截獲了信使,送到陽平公苻融帳下。苻融派人飛馬前去稟告苻堅說:“敵軍人少,容易擒獲,只怕他們逃走遁去,應火速圍攻他們!”苻堅于是把大軍留駐在項城,率領輕騎兵八千人,兼程趕赴壽陽與苻融會合。并派遣尚書朱序前去勸說謝石等人,指出:“雙方力量相差懸殊,不如趁早投降。”朱序私下對謝石等人說:“如果秦國百萬大兵全部開到,確實難與為敵。現在趁各路兵馬尚未會集,應該迅速出擊。倘若擊敗對方的前鋒部隊,那么,秦軍就已經喪失銳氣了。可以隨即粉碎他們。”

    謝石得知苻堅身在壽陽,十分害怕,想用固守不戰來拖垮秦軍。謝琰勸說謝石采納朱序的建議。十一月,謝玄派遣廣陵相劉牢之率領精兵五千直撲洛澗,還差十里到達,梁成已經依憑山澗擺好陣勢在等待著晉兵。劉牢之一直向前開進,強渡洛水,進攻梁成,大敗秦軍,殺死了梁成以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派兵力截住秦軍撤退的渡口,致使秦軍步兵和騎兵全面崩潰,爭著跳入淮水逃命,士卒淹死的約有一萬五千人,并活捉了前秦揚州刺史王顯等人,全部繳獲了對方的器械糧草。于是謝石等路主力部隊,從水路陸路隨即推進。秦王苻堅和陽平公苻融登上壽陽城頭察看,只見晉軍布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齊整,以為都是晉兵,回過頭來對苻融說:“這也是勁敵呀!怎能說是弱小呢?”說完顯出失意的樣子,臉上開始露出畏懼的神色。

    秦兵緊靠淝水西岸擺下陣勢,晉軍不能渡過河。謝玄派遣使者對陽平公苻融說:“您孤軍深入,卻臨水設陣,這是相持對壘的打法,不是想速戰速決呀!如果您移動陣勢,稍微撤幾步,讓晉兵渡過河,來一決勝負,不也很好嘛!”前秦眾將都嚷叫說:“我軍人多,對方人少,不如就這樣堵住他們,使他們過不來,可以萬無一失。”苻堅說:“只率兵稍略后撤幾步,讓晉軍一半人馬上岸,我們再用精銳騎兵緊壓沖殺,就沒有不勝利的了!”苻融也認為正確,于是指揮部隊往后退。秦軍一往后退,就不能再停下了。謝玄、謝琰、桓伊等人趁勢率兵渡河,緊緊追殺。苻融勒馬來回奔馳,巡視戰陣,企圖制止住那些退卻的士兵,但馬倒人翻,被晉兵殺死,秦軍于是崩潰。謝玄等人乘勝追擊,一直追到青岡。秦軍大敗,自相踐踏而死的人,遮蔽了原野,堵塞了河流。那些奔逃的人聽到刮風聲、鶴叫聲,都以為是晉兵即刻就要追來,白天黑夜都不敢止息,在草叢中趕路,在露天下歇腳,加

    上饑餓寒凍,死去的約占十分之七、八。當初,秦軍稍往后撤時,朱序在陣后呼喊到:“秦兵大敗了!”眾人隨即沒命地奔逃。朱序隨即和張天錫、徐天喜都伺機返歸東晉。晉軍繳獲了秦王苻堅所乘坐的云母車。又奪回壽陽,活捉了前秦淮南太守郭褒。

    苻堅身中飛來的亂箭,一行人單獨逃到淮北,饑餓異常。當地居民有來進獻水泡飯,豬腿肉的。苻堅吃下去,賞賜絹帛十匹,絲綿十斤。送飯人辭謝說:“陛下對安樂感到厭倦痛苦,自取危難。臣民我如同陛下的兒子,陛下如同臣民我的父親,哪里有兒子奉養父親卻求取回報的呢!”說著連看都沒看一眼就離去了。苻堅對張夫人說:“我今后還有什么臉面來治理天下呢!”說罷淚流滿面。

    這時,秦軍各路兵馬全都潰散,只有慕容垂統領的三萬人馬未受損失。苻堅帶領一千多名騎兵奔赴該軍。世子慕容寶對慕容垂說:“燕國被秦滅亡了,天命和人心都寄托在您的身上。只不過時機未到,所以您才隱身匿跡,收藏起真意罷了。如今秦主兵敗,委身于我們,這是上天借給我們良機來恢復燕國的國祚呀!此事時不可失,愿您不要因為顧念秦主的小恩小惠而忘記了復國的重任。”慕容垂說:“你說的完全對。但他一片真心,把性命都交付給我們了,怎么能夠害他呢?上天如果拋棄了秦國,不擔心它不滅亡。還不如暫且保護秦主的危難來報答他的恩惠,慢慢等待秦國內亂再消滅它,既不辜負秦主平素對我們的一片心意,又能夠憑借德義奪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說:“秦國強大時吞并燕國,秦國衰敗時燕國消滅它,這是報仇雪恥,不是辜負秦主的平素心意。兄長你為什么獲得卻不取,甘愿放棄數萬兵馬拱手獻給他人呢?”慕容垂說:“我過去被太傅慕容評所不容,無處安身,到秦國逃避死亡的威脅,秦主按國士來對待我,恩禮備至。后來又被王猛所陷害,沒有辦法自我說明真相,秦主偏偏能夠明辨是非,這種厚恩怎能忘記呢?如果氐人的氣運一定會走到盡頭,我就應當懷柔撫揖關東地區,來恢復祖先的功業而已。關西風會,不是我能掌握的。”冠軍行參軍趙秋說:“明公您理應繼承恢復燕國的國祚,這在圖讖上早就說得明明白白了。如今天機已到,還等待什么?如果殺掉秦主,占據鄴都,像擂鼓進軍那樣西下,三秦也不就注定歸苻氏所有呀!”慕容垂的親屬黨羽大多奉勸慕容垂殺掉秦主,慕容垂都不采納,把兵馬全部交給苻堅指揮。平南將軍慕容暐駐守在鄖城,聽說苻堅慘敗,就丟下眾人逃跑而去,來到了滎陽。慕容德又勸說慕容暐起兵恢復燕國國祚,慕容暐也沒有聽從。

    謝安得到驛書,

    知道秦兵已經潰敗,當時正與客人下圍棋,閱后順手把驛書合起來放在小桌上,一點喜悅的神色也沒流露,仍舊只管下圍棋。客人詢問驛書內容,他徐徐回答說:“小兒輩已經擊破賊兵。”下完棋返回內室,跨過門坎時,竟未感覺到屐齒已被碰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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